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臧哀伯谏纳郜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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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臧哀伯谏纳郜鼎

    夏四月,取郜(gào)大鼎于宋,纳于大庙。非礼也。

    臧哀伯谏曰,君人者,将昭德塞违,以临照百官,犹惧或失之。故昭令德,以示子孙。是以清庙茅屋,大路越(huó)席,大(tài)羹不致,粢(zī)食(sì)不凿(zuò),昭其俭也。衮(gǔn)冕黻(fú)珽(tǐng),带裳幅(bì)舄(xì),衡紞(dǎn)纮(hóng)綖(yán),昭其度也。藻率(lǜ)鞞(bǐng)鞛(běng),鞶(pán)厉游(liú)缨,昭其数也。火龙黼(fǔ)黻(fú),昭其文也。五色比象,昭其物也。钖(yáng)鸾和铃,昭其声也。三辰旗旗,昭其明也。夫德,俭而有度,登降有数,文物以纪之,声明以发之,以临照百官,百官于是乎戒惧,而不敢易纪律。今灭德立违,而寘其赂器于大庙,以明示百官。百官象之,其又何诛焉。国家之败,由官邪也。官之失德,宠赂章也。郜鼎在庙,章孰甚焉。武王克商,迁九鼎于雒邑,义士犹或非之,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于大庙,其若之何。公不听。

    周内史闻之曰,臧孙达其有后于鲁乎。君违,不忘谏之以德。

    注释

    ⑴宋国太宰华督弑殇公,拥立公子冯,害怕诸侯来讨伐,所以大肆贿赂诸国。鲁国得到的就是郜国的鼎。郜鼎本于宋灭郜时没入宋国,已经是非礼之物。

    ⑵夏四月:指鲁桓公二年(前710年)夏季四月。

    ⑶臧哀伯:鲁国大夫,又名臧孙达,是臧僖伯之子。

    ⑷昭德塞违:昭:显扬。德:道德。塞:堵塞,防止。违:邪恶,错误。

    ⑸临照:本谓天日之照耀。多喻指君王的仪范或恩德。⑹或:有时。

    ⑺令:好,善。

    ⑻清庙茅屋:清庙:肃然清净的庙,即太庙,古代帝王的宗庙。茅屋:以茅草装饰庙的屋顶。

    ⑼大路越(huó)席:大路,祀天的车,朴素无装饰。越:通“括”,结,束。结蒲为席。

    不致:不用五味调和汤羹,崇尚清淡。

    ⑽粢(zī)食(sì)不凿(zuò):粢:谷物的总称。凿:粳米,一石舂为八斗。

    ⑾衮:古代官员的礼服;冕,帽子;黻,蔽膝;珽,玉笏,官员上朝时拿在手上用于记事。

    ⑿带:皮带;裳,下装;幅:绑腿。舄:复底而用木的鞋。

    ⒀ 衡紞(dǎn)纮(hóng)綖(yán):衡,结冠冕于发髻上的横簪;紞,帽上的垂物;纮,帽带,绑在下巴上的带子;綖,帽子上的装饰。

    ⒁藻率鞞(bǐng)鞛(běng):藻率,玉垫,外包熟皮,绘水藻图形;鞞鞛,刀鞘上下端的饰物。

    ⒂鞶(pán)厉游(liú)缨:鞶厉,束腰的皮带和皮带下垂的部分,游,旌旗末尾的垂饰;缨,马胸前下垂的饰物。

    ⒃火龙(fǔ)黻(fú):黼,礼服上绣的黑白相间如斧形的花纹。黻,礼服上绣的黑青相间如亚形的花纹。

    ⒄钖(yáng)鸾和铃:钖,马额上的金属铃铛饰物;鸾,马嚼子上的铃铛;和,车铃;铃,铃铛,多悬于马颈和旗顶。

    ⒅五色比象:车服器械的五种色彩,是用来比拟天地四方的。

    ⒆寘:同"置"。

    ⒇象:仿效。

    (21)诛:责备,谴责。

    (22)九鼎:相传夏禹所铸的九鼎。

    (23)雒:同"洛"。洛邑,西周的东都,在今河南洛阳。

    (24)臧孙达:臧哀伯,即姬达。臧哀伯之父臧僖伯姬彄(音抠),字子臧,封于臧,在今郯城县西南。臧僖伯,鲁孝公之子、鲁惠公之兄。

    译文

    夏四月,从宋国取得郜国的大鼎。安放在太庙,这是不合礼制的。

    臧哀伯规劝说:“作百姓君主的人,要发扬德行,堵塞违礼的行为,以昭示百官,还怕总有失德的时候,无法将德世代相守,因此显扬最好的道德教化,以训示子孙。所以那清静肃穆的太庙用茅草做屋顶,祭祀天地的车子用草席做垫子,祭祀用的肉汁不用五味调和,黍稷、糕饼等祭品不用舂过的好米,这些是为了昭示节俭。礼服、礼帽、蔽膝、玉笏,束带、下衣、绑腿、复鞋,冠上的横簪、冠旁的填绳、系冠的带子、冠上的装饰,是用来昭示等级上的差别。佩巾画上水藻,佩刀系上玉饰,鞶带垂饰,旌旗的飘带,马系的革带,这都是用来尊卑的等数。服装上下绘绣火形、龙形、斧形、弓形等花纹,这些是为了显示纹彩上的差别。用青黄赤白黑五种颜色画各种形象,这是用来昭示物色。马锡、车横铃、车前铃、旗铃,是用来昭示声音节奏。旌旗上画日、月、星辰,这是用来昭示光明。所谓德行,是要节俭有法度,增减有定数,用图纹形象来表示它,用声音颜色来彰显它,这是用来昭示百官。百官因此戒慎忧虑,而不敢违反法律。现在反而毁灭德行,树立违礼的坏榜样,将受赂的郜鼎安置在太庙,公然向百官展示。百官如果效法,君王又凭什么谴责他们呢?国家的衰败,始于官吏不走正道。官吏丧失德行,就是仗着恩宠公然收受贿赂。郜鼎在太庙,没有比这更明显的受贿了!周武王灭商时,把九鼎迁移到雒邑去,高义之士中还有人说他不对,更何况把明示邪恶叛乱的赂器放在大庙里,这怎么可以呢?”桓公不听。

    周天子的内史听到这件事,说:“臧孙达的后代大概会在鲁国世代享受爵禄吧!国君违背礼制,他不忘用德行加以规劝。”

    评析

    本文的中心内容是臧哀伯批评鲁桓公“取郜大鼎于宋”并“纳于大庙”这件事的“非礼”。那么,到底什么是礼呢?礼的范畴极其广泛,内容极其复杂,但一言以蔽之,就是本书《郑庄公戒饬守臣》一文的评论文字所说:“礼,经国家,定社稷,序人民,利后嗣者也。”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礼的历史本质的话说,它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贵族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范、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,它规范并制约着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言行。所以,删改《春秋》的孔夫子才说:“不学礼,无以立”(《论语·季氏》);君子“约之以礼”《论语·雍也》);“道之以德,齐之以礼”(《论语·为政》);“为国以礼”(《论语·先进》);“克己复礼为仁”(《论语·颜渊》);“非礼勿视,非礼勿听,非礼勿言,非礼勿动”(《论语·颜渊》)……联系古今关于礼的界说和孔夫子这些关于礼的言论,就不难理解作为鲁大夫的臧哀伯为什么非要冒着触怒鲁桓公的风险,向他“发表”这篇谏辞了;也就不难理解本文一开始就说,鲁桓公“取郜大鼎于宋,纳于大庙,非礼也”了。

    臧哀伯这篇谏辞,并不先说鲁桓公“取郜大鼎于宋,纳于大庙”这件事如何不对,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势,首先提出“君人者”最根本的社会职责是“昭德塞违,以临照百官”;接着就从礼制这个大视角,连用七个排比句,从七个方面,即“昭其俭”、“昭其度”、“昭其数”、“昭其文”、“昭其物”、“昭其声”、“昭其明”,来阐明君主如何体现和落实这一根本社会责任;然后,话锋一转,才落到桓公“纳郜鼎”这件“灭德立违”的事情上来。并在指出这一事件必将导致的恶劣后果以后,还用周武王克商后“迁九鼎于雒邑”招来“义士”非议的历史教训,警醒鲁桓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“灭德立违”的错误举措的危害性。这篇谏辞如此行文,不仅条理清楚,层次分明,结构谨严,具有强烈的逻辑能力,而且气势显得特别恢弘,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。至于谏辞中用了近乎后世才产生的赋的手法,铺叙大量我们今天颇感陌生的具体事物,那也是行文的需要,因为这些事物都和当时的典章制度有密切关系。

   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,任何一种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,都会形成许多或厚或薄的积淀层,而每个积淀层都会或深或浅地打上它的时代烙印。因此,在阅读和欣赏此文的时候,也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审视,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分析,去感悟,抛弃其“封建性糟粕”,吸取其“民主性精华”。可以肯定地说,“君人者,将昭德塞违,以临照百官”,“国家之败,由官邪也;官之失德,宠赂章也”云云,直到今天,其“合理内核”还有很好的垂诫作用和警示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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