秩序与创新--从文化治疗学的角度省思道家哲学的现代义涵

    秩序与创新--从文化治疗学的角度省思道家哲学的现代义涵

    袁保新

    内容提要：本文主要通过「为什么当代哲学中没有出现新道家？」的反省，指出当代道家学术研究，因为方法学工具的差异，以及诠释预设的批判不足，所以理解分歧，无从建立共识以取得与现代文明接榫的契机。因此，本文基于诠释方法学的考虑，针对当代道家研究的分歧，逐一疏清，发现道家哲学应该从「存有」与「价值」同一这个特点，确认为一种富于存有学理趣的智慧形态。然后，再经由文献还原的程序，以老子《道德经》为例，指出道家存有学的展开，基本上是用于各种文明疾病的诊断与治疗，它应该进一步征定为「文化治疗学」（Therapy of Culture），以凸显道家义理形态的性格。最后，再藉由海德格（M. Heidegger）「存有」与道家之「道」的对比，指出当代文明的危机，主要来自于科技的独大，威胁到天、地、人、我此一共命结构的平衡与和谐，因此，重新为当代文明注入生机，端在于我们现代人能否通过道家修养，重返真常大道的怀抱。并于结论中，指出道家对文明的省察，最可贵的洞见，即在于揭示一切人文的制作，均必须归本于天、地、人、我此一共振和谐的造化秩序，否则，文明的创新，只是不停地变易，并不能实现生命最终的理想。

    关键词：道家（Taoism）、存有学（Ontology）、文化治疗学（Therapy of Culture）、秩序（dynamic harmony）、创新（creativity）

    一、为什么当代哲学没有出现「新道家」？

   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，西方文化东渐，古老的中国面对此一三千多年未有之巨变，在欣羡西方科技文明之余，也逐渐丧失了对自家文化的信心。回顾百年来当代中国哲学的研究发展，能够本于自家学术传统，一方面对西方文化有所吸纳批判，另一方面对当代中国的沈痾有所疏导澄清，进而阐明中国文化在世界文明中的价值，恐怕就只有「当代新儒家」了。[1]

    「当代新儒家」作为一种思潮、学说，在战火频仍，「现代化」的口号震耳欲聋的时代中，居然一枝独秀，除了儒学深厚的学术传统本来就保有一些历久弥新的智慧内容，足以与西方文化抗衡，最重要的原因，应该是「新儒家」的阵容中，人才辈出，老一辈的唐君毅、牟宗三，年轻一辈如杜维明、刘述先，均通晓中西哲学，因此，在讲论益精的情况下，不但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的主流，即使在西方哲学界，也为儒学争取到一席地位。只是令人不免好奇的，为什么与儒家一起庇护中国人心灵的「道家」，在混乱的当代中国思想界，却相形黯淡，既不足以与「新儒家」分庭亢礼，也无法重演魏晋玄学的盛况。

    为什么当代哲学中「新道家」缺席了？难道以老、庄为主的道家思想，真的是无法经历时间的考验，不再能扣击到当代人的心灵与经验？事实上，当代投入到道家学术研究的人才与著作，并不逊于儒学研究。而且，长期以来，西方世界更视「道家」为最能代表中国哲学的思想，以《老子》为例，「几乎每隔一年有一种新译本」[2].尤有进者，廿世纪西方最富原创性、影响也最大的哲学家（Martin Heidegger），数度表示他用以批判西方整个文明的「存有思惟」（thinking of being），其实老早就蕴蓄在中国道家老子、庄子有关「道」的体验中 [3].因此，「新道家」在当代哲学中的缺席，并不是老、庄智慧不具有现代意义，而是我们现代诠释者，在解读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的过程中，始终无法撑开一个融合古今中西的意义脉络，使道家哲学与当代文明接榫，释放出老、庄智慧诊断、治疗当代人各种文明经验的力量。

    职是，本文之作，首先要回顾当代学者在道家研究方面的成果，批沙捡金，辨识道家哲学的义理归属。其次，以《老子》为例，在展开其核心思想之后，经由老子与海德格的对比研究，借力使力，将道家思想在廿一世纪人类文明中的洞见与慧识，扼要勾陈出来。至于，所见是否允当，尚祈海内外方家学者指正。

    二、本尊与分身──当代道家研究的回顾与检讨

    大体而言，过去半个世纪以来，不论是海峡两岸，还是西方学者，在道家学术研究方面，不可谓不丰。但是，自觉地站在道家哲学的本位上，评古论今，卓然自立的论述传统，却始终没有出现。以华人世界为例，参与研究的重量级学者，如冯友兰、唐君毅、牟宗三等，均另有关怀，因此，虽然不乏论说精辟之作，但是却始终无法凝聚共识，展开与西方哲学的对话。我们检视近年来有关道家研究的成果，约略分辨，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向与议题：

    1.道家经典的校刊与训诂

    2.道家思想的流衍与发展

    3.道家义理性格的归判与诠释

    首先，关于道家经典的校刊与训诂，由于敦煌本子、汉墓马王堆出土的《帛书老子》、以及最近战国郭店《竹简老子》的闻世，使许多学者都投身到校刊的工作中 [4].这些研究自有其一定的学术价值，特别是对先秦道家思想的流变、发展，提供了一些新材料，但是对哲学义理的阐幽发微，并未带来重大的冲击。因此，在数量上这方面的著作虽然累积的最多，可是对道家哲学的阐扬，却乏善可陈。

    其次，有关道家思想的流衍与发展，在性质上属于思想史的研究，主要在说明先秦老子、庄子到汉初黄老之学，其间思想的流变与转折，即：原始道家思想究竟经历过那些人物，以及什么特殊机缘，才形成汉初黄老的蜕变。据作者个人观察，这个课题以大陆学者的研究做得比较勤，台湾地区只有近几年才有人投入心血。严格说来，中国古代哲学的变迁发展，迄今仍存在着许多谜团，如果没有更多文献的印证与支持，许多的解释都带有臆测的成分。尤有进者，思想史的解释，固有待于资料、证据，但是，解读资料、证据背后的「史观」、理论预设，有时更扮演关键性的地位。大陆学者长期以来，习于「唯物史观」来解释思想史，不但无助于历史真相澄清，反而会严重的影响到道家义理形态的判定。

    事实上，当代学者在道家研究上，不能形成共识，问题就出在解读经典过程中，未经反省批判的程序，就径自从个人预取的理论立场，判定道家义理性格的归属。我们检视当代学者的作品，发现学者们的歧见，主要集中在下面两个议题上，即：

    1.道家之学究竟有没有形上学的蕴含？

    2.如果我们原则上承认道家具有形上学的蕴含，那么，道家形上学的义理性格究竟应该如何归判？

    第一项问题，反映出「国学进路」与「哲学进路」的纷歧。一般而言，治哲学的学者看到《老子》「天下万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」[5]、「道生之，德畜之……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」[6],认为老子心目中的「道」，显然担负着万物存在变化的说明之责，因此判定道家哲学具有形上学的向度。可是，传统治「国学」的前辈，如大陆文献学学者张舜徽，就旁征博引，反复辩说：

    大约在我国古代贵族政治和大一统政府的帝王，都有「南面」之称，「南面术」便是他们怎样驾驭臣下、压制人民的一套手法和权术。这种术，周秦古书中，名之为「道」；古代有人把这种术的体和用，总结出一套有系统的理论，便是「道论」；宣扬这种理论的，便是「道家」。 [7]

    换言之，不但不接受西方哲学的架构，诸如形上学、伦理学的分类，而且将「道家之学」根本就定位为「是专就最高统治者一个人说的，而不是就普天之下广大群众说的」、「人君南面之术」。 [8]

    类似张先生这种见解的人，恐不在少数。其偏颇、无法令人苟同之处，在于：

    1.如果道家之学是专为统治者发言的，我们如何解读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书中，有许多章句显然是站在广大人民立场，对当时政治的控诉与批判。

    2.即令道家经典中有部分文字是针对统治者而说，但是它的读者却没有限定在少数的统治者。早在战国时代，它就流传于民间。几千年来，道家经典经由不同时代的读者，更发展出不尽相同的注疏、解读，成为无数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凭借之一。我们实在没有理由将道家经典的意义与价值，限定在「人君南面之术」这个偏狭的认知。

    3.从方法学的角度来看，传统以训诂、考据为主的解经方法，与强调现代读者如何通过与经典的「对话」，获致跨越古今的融合「视域」，将隐蔽在经典文字中的现代意蕴召唤出来的诠释学方法，其实是分属于两个层次，各有其诠释的目的，并无冲突之处。后者应该尊重传统解经所获致的结果，避免「望文生义」、「诠释太过」的毛病；但前者亦必须了解到，「意义从脉络而来」，而经典重要观念的意蕴，除了经典语言文字的表层脉络，还有文字背后的「生活世界」（life-world），它才是一切行动、知识、理论的意义根源，也是诠释学撑开融合古今『视域』的基础，换言之，我们找不到理由排斥从哲学的观点来诠释经典的正当性。

    果如前述，我们可以确定，将道家之学局限于「人君南面之术」，排除其形上蕴含看法，并非允当之见。但问题是，道家的形上智慧在义理形态上，究竟应该如何归判？

    关于这个议题，质诸当代学者的研究，海峡两岸有不同的发展。大陆地区的学者集中在道家究竟是唯心论、还是唯物论的争辩上，参与的学者有关锋、林聿时、冯友兰、任继愈等，累积的文章不少，但是其学术意义却令人质疑[9].理由非常简单，第一；大陆学者视「中国哲学史就是唯心论与唯物论的斗争史」，这种看法是「意识型态」挂帅下的产物，改革开放以后，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了。其次，唯心论与唯物论的争议，其实是西方哲学在特定思惟背景下的产物，无论是「心灵」（mind），还是「物质」（matter），均有其一定的意义及思惟脉络，我们实在怀疑两千多年前的老、庄是否懂得什么是「心」、什么是「物」。因此，大陆学者在这个议题的讨论，由于受制于十九世纪末苏俄马克斯主义的教条，并不能彰显出道家哲学的现代意义，使道家哲学的智慧与现代文明接轨，只可说是徒劳而无功。相形之下，台、港地区学者的争议，就比较有启发性。

    台、港学者有关道家形上义理的归判，大体上可以区分为两种立场、形态。一是「客观实有」的形态，即将「道」理解为宇宙发生论上的「第一因」，或形上学中的「无限实体」、自然哲学中的「自然律」[10].另一是「主观境界」的形态[11],即顺王弼《老子道德经注》的观点，「不塞其原，则物自生，何功之有？不禁其性，则物自济，何为之恃？物自长足，不吾宰成，有德无主，非玄而何？」[12],将「道」对万物的生化，理解为「不生之生」，即将「道」的意义系属于主体实践修养所证的「境界」，而非实在界果有一物主宰着万物的生化。持前一种立场的学者甚伙，包括唐君毅、方东美、徐复观等。但持后一种看法的人，则只有牟宗三先生一人，独排众议。